■文/翁迪明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竹林寺，家里兄弟姐妹有点多，要保障一日三餐不是件容易的事，想要阅读就更加困难了。
我第一次接触课外读物是在竹林寺弄的一个四合院，那里住着县电影队的几位老师。记得那年我10岁左右，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吉和余老师家里玩，发现两本画册，其中一本是科普画报，破得只剩下有关雨水形成的内容：高空中的水蒸气聚拢变成水滴，最后它们在“啊呦，我好重啊”的欢叫声中落下来变成了雨水。
那两本画报虽然残破不全，但是已经足够让我震撼和欣喜。我知道了通过阅读可以感知到另外一个美妙的世界，那也是快乐的源泉。
上世纪70年代中叶，二哥中学毕业17岁就参加工作了。有段时间他吃过晚饭就往外跑，说是去祇园寺帮图书馆值班了，回来时一脸开心，话也很多，从他的话中我们知道那里除了图书多以外，还有两位可亲的老师，一位姓蔚，一位姓倪。我呢，生性怯懦，根本不敢有跟着二哥同去的念头，但是也清楚地知道萧山有个图书馆，那是个读书看报的地方。
1974年秋天，我报名上了萧山中学。我们的高中不但学制短，还常常只读半天书，下午由学生自行组织家庭学习小组自修，而且有时这种自修也不能正常进行，我们有大块大块的时间无事可做，我就利用这时间去图书馆阅读，一直持续到毕业一年后去当知青插队。
当时的萧山图书馆虽然没有像今天这样资源丰富、服务多样，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相当惊艳了。你想想，几乎当时出版的所有图书在这里都有收藏，虽然我没有借书证，但是凭学生证可以在馆内“堂食”的呀，这是多么美妙的待遇啊。
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在这里我津津有味读完了《李自成》《沸腾的群山》《三探红鱼洞》《苦菜花》等当时很红的小说，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每期《工农兵画报》一到即可先睹为快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也能及时读到。最难得的是我在图书馆还看到了《各国概况》《参考消息》等介绍、报道国际知识和时事的报刊，也接触了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杨荣国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等读物。在这里，深埋的种子被明明白白地唤醒了，那就是对阅读和阅读带来的愉悦的渴望。
当时的中国，电影、戏曲、歌曲、舞蹈都很少，在这种环境里，像萧山图书馆这样的存在简直就是沙漠里的一泓清泉，至少我是得益匪浅。
是萧山图书馆唤醒了我求知求美的种子，打开了一扇认识和感知世界的窗口，她是洒向心田的第一滴甘霖。少年时期在图书馆的阅读生涯为我的精神气质刷上了鲜明底色，从此我的内心开始宽广和强大。我知道，现实虽然不堪，但是世界非常辽阔，不远的将来会有无数的美好在等待，为了这份美好，我们必须准备好应有的信心、良知和勇气。
阅读成了我家的习惯，很多个下午我和我的父亲都会在萧山图书馆不期而遇：他最喜欢读报。后来，我家每月花费5角钱订了一份《杭州日报》，就是这样一份版面很小的报纸竟成了抢手货。刚好我家门前有一口水井，邻居的当家男人来吊水、洗碗时总要来我家读一会报纸。直到后来知道“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典故，当时一下子就联想到原来我家早就具备阅读和传播信息的功能了。
如今，我时常会庆幸自己即使身处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也没有放弃在精神领域的追求，同时更加感激萧山图书馆在特殊时期给予的种种眷顾。正是因为图书馆的公益属性，给了公民平等接受文化服务的权益，使每一个平凡如我的人都可以从容步入阅读大厅，从来不需要因为怕受白眼冷遇而战战兢兢。
在萧山图书馆养成的阅读习惯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往后的日子里她始终给我以力量，激励和鼓舞我积极面对人生，哪怕经历了各种苦难也没有失去信心和希望，“纵然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饮水思源，我心始终满怀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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