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建安年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中，又号“邺中七子”。

与“三曹”一样，建安七子也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他们的创作涉及建安时期流行的各种文体，他们的诗、文、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当时和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建安文学发展的历程中，七子以其创作实践继承了“汉音”传统，开拓了”魏响”新风，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发扬“汉音”传统时，他们的作品深刻揭露了社会现实、人民疾苦，展现出悲凉慷慨的风貌；在开创“魏响”新风时，通过诗歌题目的新创、辞赋题材的开拓；个人情怀的抒发以及作品文采的展示，日益展现出他们对文学美的享受的注重，体现了文学的自觉。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开创了建安文学，是两汉文学与六朝文学问的重要转折点。

背景

时代背景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时间从公元196年到220年。但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文学则要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算起，一直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公元237年），前后差不多有五十年的时间。这几十年可以说是汉魏之交社会极其黑暗，时事极其纷扰复杂、政局和思想变化剧烈的年代。建安七子生活在一个宦官擅权，社会动乱，汉室权势衰微而曹魏势力逐渐崛起强大的时代。政局的动乱，政权的衰败，社会风尚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两次党锢之祸以后，世风已开始转向对物质、财富、功名、权力的追求和享受。

思想文化背景

经学本是汉朝政权统治的思想基础，也是汉代士人修身养性的立足之根。自从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稳固地位后，经学就兴盛起来。由于政权的支持，经学在西汉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发展得越来越畸形，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繁琐，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本以政教为目的的文学就失去了它统一的思想依附，开始从为政教服务转向表现特有的个人情感。在实际的创作中，很多人开始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内部规律进行研究，对文学的抒情娱乐性质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和理解。

名号出处

“建安七子”的名号，首出自曹丕《典论·论文》：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踽元瑜，汝南应埸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弛，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七子生平

孔融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后汉书-孔融传》中记载，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七世祖霸，为元帝师，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孔融出身高门，作为圣人孔子的二十世孙，自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孔融少时即有异才， 《三字经》《后汉书》都有记载“孔融让梨”之事。此外，孔融在青少年期间还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与正义感，十七岁时，孔家因为庇护被朝廷缉捕名士张俭而被牵连入狱，孔融与其兄孔褒争相揽罪赴死，此义举令少年孔融声名远扬。孔融在25岁时（177）正式入仕，应召司徒杨赐府，后又被大将军何进征辟为御使，因与御史中丞赵舍不合，托病辞归。后征为司空掾属，拜北中军侯，随即转任虎贲中郎将。时年董卓当权，因数次忤逆，被贬至黄巾军活动最频繁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孔融在北海郡执政期被称为“孔北海”，虽然颇有声名，但孔融显然在军事上并无大才，在任期间屡屡溃败，反而在发展儒学、推广教化方面有一些成就。《后汉纪校注》中记载：“（融）称诏诱使吏民复置城邑，崇学校庠序，举贤贡士，表显耆儒，以彭璎为方正，邴原有道，王修为孝廉。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乡，名日‘郑公乡’。”建安元年（196），献帝迁都，曹氏掌权，任孔融为九卿之一的少府，世称“孔少府”，这段时期是孔融在政治上较有作为的时期。后因汉室问题屡屡与曹操产生分歧，加之遭人诬陷，于建安十三年（208）被处死，时年56岁。

陈琳

陈琳，160前后-217，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人。少时便因文才出众被奉为州中名士，这在《三国志-吴志-张昭传》中亦有旁证： “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陈琳出仕于中平六年（189），被大将军何进征召为将军府主簿。曾劝阻何进为诛宦官召四方边将进京，未果。后何进事败遭诛，陈琳为避董卓作乱逃难至冀州（今河北），投奔袁绍，被任命执笔军中文书。陈琳在袁绍帐下效力16年，期间最有成就的檄文莫过于《为袁绍檄豫州》，于建安五年（200）为袁绍讨伐曹操而写。后官渡之战中袁绍兵败，至建安九年（204），曹操平定袁绍余部，陈琳归降曹操，被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依然负责军中文书工作。虽然陈琳因写檄文得罪于曹操，曹操却因爱才惜才而原谅了这位名士，赦免其死罪，并加以重用。陈琳在曹操幕下效力12年，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病逝于一场大瘟疫。同年病逝的还有七子中的徐、王、应、刘。

王粲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王粲出身于官宦世家，家世显赫， “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使”。王粲少时便因其才华卓越而得到当时的左中郎将蔡邕的关注， “闻粲在门，倒屣迎之”，并赞其“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蔡邕的赏识使得王粲声名渐显。王粲17岁时被司徒征召为黄门侍郎，他以“西京扰乱”为由推辞，后因董卓祸乱长安，王粲前往荆州依附于刘表。王粲在荆州生活了15年，一直未得重用。政治上的郁郁不得志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期间写下多篇描写动乱现实和民众忧患的作品。建安十三年（208），刘表死后，因劝降其子刘琮有功，王粲被曹操征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任至军谋祭酒。之后官拜侍中，参与宗庙制度建设。建安二十二年（217），王粲在征吴途中病逝。王粲生前与曹丕交好，他死后，曹丕为他举办了丧礼。

徐干

徐干，170-217，字伟长，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南）人。徐干出身书香世家，少年勤学，博览书籍。社会动乱没有影响他的专心治学，徐干少年英才，性情淡泊，于功名利禄一无所求，曹丕曾在《与吴质书》中赞赏其“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也”。徐干青少年时多次拒绝当时州郡的征召，直到建安九年（204），入幕曹操，任司空谋祭酒掾属，后转任五官中郎将曹丕文学之职。建安二十二年（217），徐干于一场大瘟疫中病逝。

阮瑀

阮踽，170前后-212，字元瑜，陈留尉氏县（今河南开封）人。阮踽从小聪敏好学，恰逢其时蔡邕被赦放还乡，少年阮踽跟随这位大儒学习，受益匪浅。后蔡邕去世，阮踽隐居致学，以文章闻名于世，引起了求贤若渴的曹操的关注。建安四年（199），阮踽入曹操幕，阮踽是建安七子中最早成为曹操幕僚的，被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负责文书工作，和之后（204）归顺的陈琳一起为曹操撰写了大量的军政文书，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给出了“琳璃章表，有誉当时”的评价。阮踽的檄文颇负盛名，不仅文思敏捷，且文辞工整。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自立为丞相，任命阮踽为丞相仓曹掾属，依旧负责文书的起草工作。建安十七年（212），阮塥因病去世，是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外最早病逝的。他的儿子，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是他文学上的接班人。

应玚

应玚，185前后-217，字德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其生年争议较大，按照吴云《建安七子集校注》说法“应场是建安七子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推论其生年应在中平二年（185）前后。应玚家学深厚，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祖父应奉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家，著有《后汉书序》。应场之弟应璩亦是当世名士，著有《百一诗》。应场自小随父颠簸流离，因董卓专权横行，应砀一家从洛阳避难至长安，随后迁徙至荆州，继而迁入邺城。建安十三年（208），应场入曹操幕，被征辟为丞相掾属。建安十六年（211），应玚被任命为平原侯曹植庶子，后又转任五官中郎将曹丕文学一职。建安二十二年（217），应场于一场大瘟疫中病逝。短暂的人生使得应场的文学才华受到了限制，曹丕曾在《与吴质书》中为之抱憾： “德琏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痛可惜。”

刘桢

刘桢，字公干，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人。刘桢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刘梁（此处取吴云《建安七子集校注》说法，一说为父亲）是汉宗室子孙。虽然出身名门，但宗族到了刘桢这一代时早已破落。虽然刘桢幼时的家境并不理想，但先辈尊崇儒学、修身治国的情怀深深的影响了他的文学与政治生涯。刘桢从小聪敏好学，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辨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可见其少年才气。建安十三年（208），刘桢被曹操任命为军师祭酒，后又被辟为丞相掾属。建安十六年（211），转为五官中郎将曹丕文学。同年，因宴饮中的一次小插曲而被降罪，“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祯独平视”旧3。这件事引起了曹操的震怒，刘桢因此获罪，后又得到赦免。建安十九年（214），刘桢被任命为临淄侯曹植庶子。建安二十二年（217），刘桢与陈、应、徐共同病逝于邺城的一场大疫病。

七子文学

建安七子是赋家，又是诗人，他们也创作散文。王粲诗赋兼擅．被许为“七子之冠冕”，徐干创作了著名的《中论》，同时也擅长辞赋，曹丕认为他是“粲之匹也”；陈琳、阮璃长于章表书记：刘桢气壮山河，文笔俊逸，以其《赠从弟》见许，常常与王粲并称；应场“学优以得文”，张溥称“德琏善赋，篇目颇多。”

诗歌

建安诸子的诗歌除题材上的多样化、内容和笔法上的文人化和个性化，七子诗歌在诗体上有“五言腾踊”的特点，且有不少开拓性的尝试。建安诗歌与汉诗相比，一以乐府诗为主，一已基本文人化；而两汉文人诗在题材的广度上也远不能与建安诸子的诗歌相比。建安七子的诗歌，《文选》选录14题24首，分属公宴、咏史、哀伤、赠答、军戎、杂涛几类；此外还有游览、行旅、咏物、写景、情诗、临终、挽歌、离台、郊庙等多种。七子诗作已基本上脱离了民歌乏风，成了较为纯粹的文人诗。他们的诗歌创作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体裁手法上都有不少创新之处，并为以后的诗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建安七子公宴诗有陈琳《宴会》、阮璃《公宴涛》、应砀《公宴诗》等；游览诗有陈琳的《游览》2首，应场的《斗鸡诗》，刘桢的《斗鸡》，《射鸢诗》等；七子的赠答诗较多，且质量亦较高，有王粲《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刘桢《赠从弟》3首、《赠五官中郎将》4首、《赠徐干》3首。此外，徐干有《答刘桢诗》，刘桢有《又赠徐干》，应场有《报赵淑丽》1首、《别诗》2首。咏史诗均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裘达诗人自己的思想感受。王粲、阮璃各有《咏史诗》2首，阮璃还有《隐士诗》1首。杂诗在魏晋诗歌中是重要的一类。建安诗歌中，今存孔融《杂诗》2首，王粲《杂诗》5首，刘桢《杂诗》1首，曹丕《杂涛》2首等等。

辞赋

除了孔融之外，其他六人均有数量不等的赋作留存至今。建安七子赋有以下特点：

题材的开拓与刨新

建安七子是一群对时代非常敏感的作家，他们细致观察世间万物，聆听时代的声音，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脉搏。在他们的文学创作方面，主要表现为题材的创新，这种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开拓新题材和改造旧题材，最具代表性的分别是征战赋和咏物赋两种。

征战赋

建安七子征战赋共有11篇（包括残佚），约占全部赋作（约58篇）的20%。王粲有“虽张蔡不过”的《思征赋》，可惜今己不能见其全貌。另外还有两篇分别是《初征赋》和《浮淮赋》，都是建安十四年王粲初次随曹操出征孙权途中写下的。徐干、阮璃和应场也分别有《序征赋》、《纪征赋》和《撰征赋》等。陈琳《武军赋》也是具有代表性一篇。

咏物赋

七子的咏物赋是对一些旧题材进行了扩展和改造。自苟况《赋篇·箴赋》以来，咏物赋一直受到历代赋家的重视。就可考的建安七子赋来看（包括存目），陈琳10篇赋中有4篇是咏物赋，王粲26篇赋中有12篇咏物赋，徐干12篇赋中有6篇，阮璃4篇赋中有2篇咏物赋，应场15篇赋中有5篇咏物赋，刘桢7篇赋中有2篇咏物赋。咏物赋约占七子赋总量的43％，可见分量之重。应砀《憨骥赋》写良骥不逢伯乐，诉说无人赏识的悲哀。陈琳《鹦鹉赋》咏叹笼中之鸟，多含对其个人境遇的感伤．王粲《脯赋》通过咏脯表现其尚武精神。更引人注目的是徐干《筝赋》、王粲《槐赋》、应场《迷迭赋》等．它们自成一格，借咏物透露出各自独特高洁的志趣和情操，代表了魏晋咏物赋的新特点。

楚骚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赋的起源和楚辞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汉代曾经一度以辞、赋并称，甚至有直接称赋为辞赋者。建安时期是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此时抒情化、个性化的时代潮流使得赋文学又出现了向楚骚传统回归的现象。这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不仅在形式上模仿楚辞作品，内涵情韵上也保持着一定的楚骚遗韵。

骚体句式的保留

楚骚的文体形式就是以“兮”字句作为基本句型的骚体句。“兮”字为虚词，并无实义，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语气词“啊”，用在句中表示语音的持续。。如“秣余马以候济兮，心值恨而内尽。仰深沉之吨蔼兮，重增悲以伤情”（徐干《哀别赋》）、“憨良骐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飞天之神号兮，悲当世之莫知”（应场<憨骥赋》）。其它如王粲‘浮淮赋》、‘羽猎赋》、徐干‘序征赋》、阮璃‘纪征赋》、应场‘愁霖赋》等均具有此类句型。

象征手法的接受与创新

象征手法是楚骚作品中抒情写志的常见方式。如陈琳《神女赋》、王粲《闲邪赋》、应场《正情赋》和陈琳《止欲赋》等在刻画女子形象上也运用了这种外貌描写加心理烘托的手法。

发愤抒情传统的继承

建安七子赋接受了楚辞的这一种发馈抒情的传统，很大一部分都是写悲伤的情怀，而且这种情怀往往借助于骚体句式的特殊表达和“悲”、“愁”、“忧”、“伤”、“惆怅”、“凄怆”等词语的经常性运用，更加显得缠绵悱恻、哀怆动人。如王粲《登楼赋》、徐千《哀别赋》、应场《憨骧赋》，还有《伤天赋》、《寡妇赋》、《鹦鹉赋》等均属此类。

文人主体意识的渗透

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文学的自觉前提是人的自觉。而这种觉醒的开端就在汉末建安时期。邺下文学氛围宽松，建安七子不必迫于统治者的权威而作违心的溢美之词，而是在赋中尽力表现出他们的鲜明个性和主体独立意识。建安七子中写得最出色的是王粲，他不仅是“魏晋之赋酋”。而且也是抒情赋之首。。对“人性”的高度关注成为建安七子创作的又一特点。最为我们熟悉的就是王粲《七哀诗》（之一），阮璃《驾出北郭门行》，还有徐干《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种》等等。

诗化骈化的趋向

建安七子是赋家，又是诗人，他们也创作散文。王粲诗赋兼擅．被许为“七子之冠冕”，徐干创作了著名的《中论》，同时也擅长辞赋，曹丕认为他是“粲之匹也”；陈琳、阮璃长于章表书记：刘桢气壮山河，文笔俊逸，以其《赠从弟》见许，常常与王粲并称；应场“学优以得文”，张溥称“德琏善赋，篇目颇多。”

建安七子赋摒弃和改造了沉滞板重的大赋体式-大量刨作语言明丽平易的抒情小赋，顺应了东汉末抒情小赋开始逐渐繁兴的趋势，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安七子现存赋很多已残佚，就现存较为完整的篇目来看，以短赋居多，如陈琳《止欲赋》28句，王粲《寡妇赋》、《鹃赋》均16句，阮璃《纪征赋》16句、《止欲赋》28句，应场《愁霖赋》14句、《杨柳赋》8句，徐干《序征赋》22句、《西征赋》14句，还有刘桢‘黎阳山赋》28句、《大暑赋》16句等。特别是建安七子中与曹氏兄弟同题共作的《迷迭赋》、《车渠梳赋》、《玛瑙勒赋》《鹦鹉赋》等。建安七子赋的体式渐趋短小，是其初步诗化的外在表现之一，是建安时代赋的整体趋势。

建安七子赋以四六言旬式为主体，为后来六朝赋的进一步骈化开了头。对偶、辞采及用典都是骈体文的基本特征。建安七子赋用典有直接引用和化用两种，建安七子赋中的典故在遣词造句上也很讲究。典故往往都以对句出现，有的对仗极其工整。如陈琳和阮璃的同题《止欲赋》、应场《憨骥赋》，其他如“接王乔子汤谷，驾赤松于扶桑”（王粲《白鹤赋》）、“良乐授马，孙膑调驷”（应场《驰射赋》）、“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王粲《登楼赋》）等等都是对仗极工整的，这表明了建安七子在赋中隶事用典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散文

七子的散文向来以情思浓烈、文辞刚健著称。览读其所作，倍受感染的不仅仅是动乱年代悲惨的社会现实和风云激荡中建功立业之抱负，还有其中所蕴含的情感的激荡。建安七子生活在汉末乱世，他们都亲历流离，所目见、所耳闻的都是悲惨凄厉的现实。建安七子的散文在表现形式上开始趋于华丽，辞藻趋于丰赡，格式也更严整规范，使得赋作趋于诗化，文则趋于骈化，这种发展倾向也对六朝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能代表孔融文章文采飞扬特色的是他的《荐祢衡表》。孔融向汉献帝举荐祢衡，既有为国举荐贤才的目的，也有与祢衡惺惺相惜的相知之感。应场《报庞惠恭书》也是值得称道的一篇书信；阮璃有《文质论》《为曹公作书与孙权》，陈琳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文》；王粲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应制之作《难钟苟太平论》、《爵论》、《儒吏论》、 《务本论》是其在曹氏帐下，为扭转时弊所做的四篇论文，情真意切，情理交融，蕴含着作者救世报国的一片赤诚。

整理与笺注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七子的文集尚存，论者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创作成就和个性，如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等，这些评价成为后世研究七子创作的重要依据。宋元明清时期，七子文集散佚，明代张溥辑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和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流传最广。后来又经过整理，对七子作品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诗话论著和古诗评选本中，重在分析其诗作的内容和艺术手法，评价研究向纵深发展。文献是基石，准确的文献资料和丰富的校注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建安七子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七子的研究资料和文集得到了较为完备的整理和评点。1980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所编的《三曹资料汇编》，附录中有历代关于“建安文学总论’’和“建安七子”的评论资料；俞绍初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7月版），七子各为一卷，后面附有《建安七子佚文存目考》、《建安七子杂著汇编》、《建安七子著作考》和《建安七子年谱》，堪称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建安七子的作品总集，在正讹辑佚方面有很大贡献；吴云主编的《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对七子的每一首作品都有详尽的校注，覆盖面更广；另外还有韩格平的《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10月版）、徐湘霖《中论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7月版）。这些整理辑佚工作虽然是基础性的，但对深入研究建安七子的文学风格及其成就有深远的意义。

历史评价

曹丕《典论论文》评论七子，已注意到了诸人在不同文体上的成绩：”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璃之章袁书记，令之俊也。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称：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羡焉。……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璃以符、檄擅声，徐干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以会采，肚场学优以得文…·”

刘师培叙说建安文学的特色时说：“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还说“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刘师培在评价陈琳的《为曹洪与魏文帝书》就说：“孔璋之文，纯以骋辞为主，故文体渐流繁复。

鲁迅认为七子“都很能做文章”，但是因为“七子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吧”。“慷慨”的特色上文已述，“华丽”的特色在他们文章中也很明显，但这种“华丽’’不同于六朝时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绮靡文风，他们的作品华丽又不滑于浮华，大都有感而发，以气运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