睚眦[yá zì]，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为龙生九子之一。在目前传说版本流传最广的《中国吉祥图说》中，为龙之次子。龙首豺身，相传为龙和豺所生。其嗜杀喜斗，性格刚烈，总是嘴衔宝剑，怒目而视，常被刻镂于刀环、剑柄吞口，以增加兵器的强大威力。
早在殷商时期，出土的刀剑上就出现了类似睚眦图案的纹样，从早期青铜器上的夔[kuí]龙纹和饕餮[tāo tiè]纹，到汉代的螭[chī]龙形象，再到宋代的掩月刀和明清时期刀柄上的龙首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睚眦的形象逐渐变得更加丰富立体。而关于睚眦的文字描述，最早的官方说法来源于明弘治年间内阁大学士李东阳的作品《怀麓堂集》，其中提到了睚眦为龙子的龙生九子之说，后经其弟子杨慎作品，睚眦形象为「性好杀，故立于刀环」的形象、到了清代睚眦形象逐渐在民间成为了祥瑞的神兽形象，到了近现代，学者姚传刚和的《乾隆汉阳府志》和《中国吉祥图说》等人的作品，添枝加叶、愈传愈奇，龙子睚眦在民间也广为流传，不仅成为权利地位的象征，还在民间衍生出驱妖避邪、逢凶化吉的神兽形象。而到了现代社会睚眦变为龙首豺身，嘴衔宝剑，怒目而视，刻镂于刀环、剑柄吞口的形象。
睚眦作为古代社会龙图腾文化的积淀，体现了生活在中国农业社会时代的民间百姓祈求安宁的良好愿望。在古代民间的兵器、青铜器、雕塑、剪纸、绘画等工艺中，常有其形象出现。睚眦既被视为看护天下兵器的神兽，又被当作能克杀一切邪恶的化身。而在现代社会文化符号中，睚眦因其本义也成为了俗语和现代语言中的一部分，象征了人性的丑陋与丑恶。总的来说，睚眦是一种富有文化与社会意义的表情、符号和形象，具有艺术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有关睚眦的纹样起源，事实上，早在殷商时期出土的刀剑中，刀柄、剑柄或吞口处就有类似睚眦图案的出现，其制久远，具体何时出现在中国古代冷兵器上却不详。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长尚民杰在《龙生九子杂说》提到，睚眦平生好杀，常以刀柄上的龙吞口的形象出现，大致是明代学者李东阳以早期实物为依据定义，后通过其他学者口口相传，逐渐演变成龙吞口的睚眦形象。现存许多古刀剑在刀把或吞口处都有龙形的装饰，这就是龙子睚眦的遗迹。
而文献中最早记录「睚眦」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著的《战国策·韩策二》，本意是怒目而视。除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范睢[suī]列传》中提到的「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东汉文学家张衡在《西京赋》中的「睚眦虿[chài]芥，尸僵路隅」，这里的「睚眦」本义为极小的仇恨。
在民间，早有「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的传说。「睚眦」图纹最早在殷商时期便以夔龙纹的形式出现在兵器上。在当时，只有夔龙纹最接近龙纹，其龙头直接连接刀刃部分，身体至尾部卷曲成为刀柄，使人感到威严狞厉。到了汉代，睚眦则以螭龙的形象出现在刀剑等兵器之上。如目前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漆鞘铁刃汉剑，该剑的剑櫑[léi]具就是立体雕透螭龙，该剑剑柄上的剑格两面分别由两条雕工精细的螭龙组成，每一面的两条螭龙双目怒瞪，鼻子很大，细看凶猛无比，剑格中心则由两条螭龙首紧贴在一起，其嘴下就是剑刃。在南朝刘宋时期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便有关于哀牢夷族群的起源，龙生十子的传说。而在唐乾宁元年（894年）赵耕编撰的碑文中也有关龙生九子的故事。
在宋代的《武经总要前集·器图》中，提到了一把刀，该刀名曰「掩月刀」，其刀柄吞口处便是一个栩栩如生的龙首，其双目圆睁，目瞪欲裂，口张得很大，露出锋利的牙齿和细长的舌头，这便是身为九龙子之一睚眦的形象。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编著的金石遗文汇编书籍《集古录跋尾·卷十·张龙公碑》记载了龙生九子的故事，此外，在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中，也记载了因九龙子显灵，烧陶大户梁氏制作的陶器备受欢迎，梁氏为感恩建九龙庙供奉龙王和九龙子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找到一丝「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的影子。但至今这些故事均为传说，暂无实据。
到元代，军队依旧以冷兵器为主，睚眦的形象也与宋代相差无几，刀柄吞口处均以具象的龙首为主。
而关于睚眦是九龙子之一的官方说法最早始于明朝弘治年间文学家李东阳的《怀麓堂集》。据明人陈洪谟[mó]的史料笔记《治世余闻》载，明孝宗看到「龙生九子」的说法，便写一小帖，命人询问内阁。时任内阁大学士的李东阳接到小帖后，他也不确定九子的具体名称，便找来编修罗和吏部刘绩共同讨论。刘绩取来了记载龙生九字的册子查阅，虽记录了龙九子的名称，但并未明确「睚眦」为龙九子之名。但因皇帝的垂询不能拖延，李东阳和同僚便根据册子匆忙写下「九子」上报给明孝宗。
至于「睚眦」因何被列入龙子之一，据现代学者蒋勇考据，大概一是因刘绩家中小册子记载了有关的器物名，二是想到早期刀剑吞口处、刀柄、剑柄有类似睚眦的图案出现，或想到「睚眦虿芥，尸僵路隅」注中有「好杀」之语，便将睚眦当作性情暴烈好杀的怪兽，言其「平生好杀，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以充当九龙子之一。之后李东阳还将「九子之说」写入作品《怀麓堂集》，至此，虽然其凑满了九子之数，却没有把九子名称的由来解释清楚。作为李东阳弟子的杨慎听其师提起「龙生九子」后，敬佩无比，根据记忆在其作品《升庵外集》中沿袭其师之说，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
自明孝宗提出「龙生九子名目」的问题后，「龙生九子」的故事不胫[jìng]而走，盛传一时。明人笔记辗转抄录，经久不绝，如皇甫录的《近峰闻略》、胡侍的《真珠船》、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等，添枝加叶、愈传愈奇。同为明人著述，对龙生九子的名称、外形和功用所记并不尽相同，如明嘉靖年间学者胡侍在《真珠船》中言，龙生九子，二曰睚眦，刀柄龙吞口是也。学者李诩又在胡侍的基础上增加了睚眦的性格，在《戒庵老人漫笔》中言，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睚眦平生好杀，今刀柄龙吞口是其遗像。而万历年间民间学者彭大翼的《山堂肆考》对睚眦的外形描述又有变化，言其平生好杀人，今刀柄上刻龙形者是也。至于同为万历年间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甚至剔除了「睚眦」之名，另立名目。
同时，还有更贴近当今流传的九子之说的，如，明朝学者陆荣在《菽园杂记[shū yuán zá jì]》中的相关记载，说曾在一户村民家偶然看到一本叫《杂录》的书，书中列举了一些古器物的异名，其中的一些器物名与后来人李东阳列举的部分龙子名基本一致，但陆荣谈的是「古诸器物异名」，既有变形龙纹的名称，也有其他动物纹样的名称，并不是说「龙生九子」的异名。
一方面，明代宗教艺术盛行的时期。各宗教元素被广泛应用，而其中龙纹最为悠久，虽随时代逐渐堙[yīn]灭，但「龙生九子，其性各异」，每个龙子都有独特的特点和用途，它们构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龙文化」系统，另一方面，明代时期，因雕刻工艺大大提升，睚眦龙首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和逼真，变得活灵活现。
清朝时期，冷兵器上的龙吞口成了皇家独有的象征，因而工艺造型更加精美和复杂，龙首铸于刀背，且多有鎏金，如，清代文人钟毓龙[zhōng yù lóng]在《上古神话演义》也道：睚眦，最喜欢杀戮，它的形状常被刻在刀柄上。也是在这个时期，睚眦逐渐在民间成为了驱妖辟邪的神兽。在当时的文化观念中，龙和龙子均被视为天神，为祥瑞之物，示人以吉祥的征兆，虽然睚眦多被描述为凶恶残暴，但人们也常借睚眦的强大求福避祸，祈求祥瑞。因此，睚眦的形象广为流传。
1990年，由中国学者王庆丰，陈素，戚相成编著的《中国吉祥图说》，则集结了前人的各种说法并具体展示了睚眦的形态与习性，提到在所有的龙子之中，睚眦最为嗜血，平生好斗喜杀，多出现在刀环、刀柄等武器上作为装饰。
到了现代社会，因民间流传其为龙和豺所生，睚眦的形象变为龙首豺身，嘴衔宝剑，怒目而视，刻镂于刀环、剑柄吞口。
据学者史安昌所说，中国民间自古以来便有「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说法。明代一些学人笔记，如陆容的《菽园杂记》、李东阳的《怀麓堂集》、杨慎的《升庵外集》、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还有清代作家高士奇的《天禄识余·龙种》等，对诸位龙子，尤其是睚眦的形象特征均有记载，但不统一。
明代文学家李东阳的《怀麓堂集·记龙生九子》最早记载，睚眦，平生好斗喜杀，当时金刀柄上常见的龙吞口便是其遗像。学者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龙生九子》和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均引此说法。明末学者杨慎的《升庵外集》和张自烈的《正字通》也是较早描述睚眦形象特征的书籍之一，但与李东阳的描述有些许不同，他们在李东阳的基础上，认为睚眦喜欢杀戮，因此常立在刀环上。现代书籍《乾隆汉阳府志》和《中国吉祥图说》则集结了前人的各种说法并具体展示了睚眦的形态与习性，提到在所有的龙子之中，睚眦龙首豺身，总是嘴衔宝剑，怒目而视。最为嗜血，平生好斗喜杀，多出现在刀环、刀柄等武器上作为装饰。综合古今学者的描述可知，睚眦相貌似长了龙角的豺狼，怒目而视，双角向后紧贴背部。性格刚烈、好战善斗，喜腥杀，常被刻镂于刀环、刀柄以及吞口处。其双眼怒瞪，目光凶狠，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兵器锋利的刃部，给兵器增添威严庄重之感，故传说它是看护天下兵器的神兽，是克制邪恶煞气的化身。
战国时期，齐襄王欣赏魏国范雎的才华，因此在范雎随同中大父须贾出使齐国时，赏赐其丰厚的礼物。尽管范雎没有接受这些礼物，但须贾却认为他私下与齐国勾结，于是向宰相魏齐告发了范雎，导致范雎受到毒打。范雎假装死亡后逃离，前往秦国并成为秦国的相国，成功劝说秦昭王攻打魏国。魏国派遣须贾前往秦国求和，范雎却狠狠地羞辱了须贾，并要求魏国送来魏齐的首级。得知消息后，魏齐逃往其他国家，最终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被迫自杀。《史记》评价范雎为「睚眦之怨必报」，也因此形成了成语「睚眦必报」，意指即使是极小的仇恨也一定要报复。
相传，睚眦因为像豺豹而遭到父亲的嫌弃，于是他成年之后就前往人间，想要造就一番事业。此时的人间处于商朝末期，纣王耽于酒色，随意发动战争，还设置了高额的赋税和残酷的刑罚。当时还是西伯侯的姬昌劝说纣王，却被纣王下令伐周。姬昌为此感到忧虑，不久后他在梦中见到了龙神，姬昌醒来之后通过卜卦找到了龙子睚眦，睚眦寥寥几语将他惊醒。于是姬昌便下定决心伐纣。之后在睚眦的指点下找到了姜子牙并邀请他担任军师，周文王去世后其子姬发继位，不久便伐纣成功。为了感谢睚眦的辅佐之恩，周武王下令将刀柄吞口处刻上睚眦像并世代相传。
相传，元末明初，天下大乱，群雄四起，百姓受苦受难。明朝的开国元勋刘伯温本是玉帝身前的天神，为了造福苍生，玉帝命他下凡转世辅佐明君，并赐给他一口斩仙剑，可号令四海龙王以定天下。因四海龙王年事已高，遂刘伯温与他们的九位龙子共同征战，辅佐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江山。九位龙子完成使命后准备返回龙宫复命，但朱棣却想留他们在身边。他借刘伯温的斩仙剑号令不成，后又施计利用先祖的神圣功德碑，来使龙九子就范，说只要赑屃[bì xì]能驮动这块神功圣德碑，他们九个便能离开。赑屃驼上这块能镇四方神鬼的神碑后，才发现上当了，他用尽法力，却寸步难行。其他八子不忍抛下大哥离去，最终决定留在人间，附身在各自喜欢的器物上，但却发誓永不现真身。刘伯温得知此事后，也弃朱棣而去。朱棣懊悔莫及，为了警示后人，并命人将九子雕刻或装饰在它们所喜好的器物之上，流传千古。
传说龙王有九个儿子，他们的相貌和性情各不相同。龙王认为儿子们长大了，决定给每个儿子安排适合他们性格和能力的职位。于是他扮成一个普通老人，悄悄考察了每个儿子的性情。
他先去了长子赑屃的家，看到赑屃正在练习举重。龙王觉得赑屃从小就展示出了承受重物的能力，于是决定给他负责驮运石碑的工作。接着，龙王来到老二螭吻的家，看到螭吻站在屋顶上高兴地观望四周。龙王知道螭吻喜欢登高望远，能吞火，便让他负责宫殿和庙堂的守护工作。龙王继续前往老三蒲牢的家，半路上就听到了蒲牢的吼声，于是决定安排蒲牢在大钟上负责敲钟。然后，龙王来到了老四狴犴[bì àn]的家，听到狴犴在屋里大谈辩论。龙王认为狴犴天生相貌威武，喜欢辩论，便让他在监狱门上起装饰作用。接着，龙王去看老五饕餮。一进门，发现饕餮正在大口吃东西。龙王知道饕餮非常贪吃，于是决定让他成为钟鼎和彝器上的装饰，这样他就能随时享受美食了。龙王来到河边，看见六儿子蚣蝮在水里嬉戏。龙王了解到蚣蝮最喜欢水，于是决定让他在桥头上守卫。然后，龙王去找老七睚眦。在前往睚眦家的路上，他听到人们都对睚眦十分畏惧，因为他好斗喜杀。龙王决定让睚眦在刀剑上驻守，以威慑敌人。龙王又来到老八狻猊[suān ní]的家，发现他喜欢安静，喜欢烟火。龙王决定让狻猊负责看守香炉和佛座。最后，龙王去看最小的儿子椒图。椒图不喜欢与人多说话，他的家门四面围墙高筑，不容闲人靠近。龙王便觉得椒图适合守护宫殿、庙堂和人们的家门。考察完毕后，龙王回到龙宫。次日，便召集九个儿子，告诉他们各自的职责分工。从此以后，龙王的九个儿子就各司其职，直到现在。
「龙」是远古先民幻想信奉的一种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róu]合而成的综合体，因此龙的形象丰富多彩，各有不同。龙崇拜起始于黄河流域，后传至大江南北。其中「龙生九子」之说流传极广，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各有所司。
身为九龙子之一的睚眦，经历代民间百姓的想象，有了具体的图腾形象，其双目怒瞪，龙首豺身，总是嘴衔宝剑，常见于古代冷兵器，被人们用来除煞杀伐、降妖伏魔。如1988年，在山东省兖州市[兖：yǎn]泗河大桥下出土的以生铁铸成的铁剑。该剑长约7.5米，重达1542公斤，剑格两面铸有睚眦图像，双目圆睁，口衔长刃。经考古专家考证，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兖州知府金一凤修竣被洪水冲坏的大桥后，铸此铁剑，立于当时大桥的桥洞之东，用以降妖斩蛟，镇防桥下之水和从桥关上过往的邪气恶煞。学者罗雨林认为，这种源于古代社会龙图腾文化的积淀，体现了生活在中国农业社会时代的民间百姓祈求安宁的良好愿望。在沿海地区，睚眦在民间信仰的艺术中，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过去航海交通困难，先民对于能兴风作浪、凶恶残暴的龙子，既畏惧又崇拜。因此，在古代民间的兵器、青铜器、雕塑、剪纸、绘画等工艺中，常有睚眦的形象出现，既被视为看护天下兵器的神兽，又被当作能克杀一切邪恶的化身。
睚眦作为冷兵器器魂的演变与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随着睚眦是龙九子的说法逐步得到认可和推广，其龙的特征也随之不断增加。从殷商时期青铜器上的夔龙纹，到汉代的螭龙形象，再到宋代的掩月刀和明清时期刀柄上的龙首形象，睚眦逐渐成为冷兵器中的独特符号和装饰，具有威慑敌人、彰显权威的作用。明清时期，冷兵器上的睚眦龙首不仅成为兵器的守护者和权利地位的象征，还在民间衍生出驱妖避邪、逢凶化吉的神兽形象。
在古代中国，睚眦是一种面部神态，用来形容人在不满时，紧皱眉头，怒目而视的神态。这种神态寄托了人们的情感与心理状态，同时也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历史上，睚眦被广泛应用于文学与艺术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与艺术形式。如《史记·范雎列传》「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仇必报」，表达了人们对于报仇复仇的决心与承诺。《三国志·魏书·胡质传》：「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用以指极小的仇恨，这些名句流传至今。在现代社会，睚眦有时也被视为一种负面的文化符号。人们常说「睚眦小人」，如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强在《汪曾祺别集》里提到了睚眦必报，这通常指心胸狭隘、心机重重、有仇必报等负面的性格特征。这种睚眦象征了人性的丑陋与丑恶，成为了俗语和现代语言中的一部分。总的来说，睚眦是一种富有文化与社会意义的表情、符号和形象，既反映了人们情感与心理状态的复杂性，又彰显了不同情感之间的交织与对立，具有艺术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因明代之前未曾有典籍记载「龙生九子」的传说，多为民间传说。虽然明代学者李东阳首次正式提出「龙生九子」一说，但其后的文人学者对于「龙生九子」的名称、顺序和习性所记也并不尽相同。
据李东阳《怀麓堂集》载，囚牛，好音乐；睚眦，好杀；嘲风，好险；蒲牢，好鸣；狻猊，好坐；霸下，好负重；赑屃，好文；螭吻，好吞。其弟子杨慎在李东阳的基础上，去掉了霸下、囚牛和嘲风，增加了饕餮、蚣蝮和椒图，记载为「赑屃，似龟，好负重；螭吻，似兽，好望；蒲牢，似龙，好吼叫；狴犴，似虎，有威力；饕餮，好饮食；蚣蝮，好水；睚眦，好杀；金猊，似狮，好烟；椒图，似螺蚌，好闭。」
明人陈耀文的《正杨》却将龙九子的顺序重新排列，并补充描述其习性，即「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fū]是也；二曰螭吻，形似兽，性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龙而小，性好叫吼，今钟上钮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六曰𧈢𧏡[bā lián]、性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金猊，形似狮，性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九曰椒图，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首。」由此可见，「龙生九子」是古代的一个神话传说，关于九子的名称和顺序，至今仍众说不一。但后世多提及杨慎的《升庵集》之说，因其记载的「龙九子」均运用于建筑和装饰，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影响较大。
西汉司马迁《史记·范雎传》：「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西汉刘向《战国策·韩策二》：「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
东汉班固《汉书·孙宝传》：「我与穉[zhì]季幸同土壤，素无睚眦。」
东晋常璩[qú]《华阳国志·刘先主志》：「正既临郡，睚眦之怨，一餐之惠，无不报复。」
明代李东阳《怀麓堂集》：「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睚眦，平生好杀，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
明代杨慎《升庵外集》：「龙生九子不成龙，七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
清代魏源《圣武记》卷七：「毋挟枪矛，寻睚眦以酿衅。」
现代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他受不了百口嘲谤，也忍不下万目睚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