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思光（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

劳思光，1927年—2012年10月21日，本名劳荣玮，字仲琼，号韦斋，笔名思光。祖籍为湖南长沙，出生于陕西西安。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劳思光出身于翰林世家。1946年，劳思光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后转赴台湾大学哲学院学习并于1952年毕业。1950年，劳思光用笔名“思光”发表《从文化史上看国家价值》一文，自此以“思光”之名闻世。1955年，劳思光因办报论政与政府戒严的要求不符，于是他离台去到香港，并受聘于香港珠海书院。1963年，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后，劳思光也于次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先后担任哲学系讲师、高级讲师及教授等职务，并于1966年出任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学部主任。1969年至1976年间，劳思光曾三度赴美去到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进行访学研究。1985年，劳思光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退休。其后的20年，劳思光继续治学于香港中文大学，并先后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荣誉高级研究员、逸夫书院高级导师、哲学系访问教授等职。1989年至2012年期间，劳思光相继出任台湾及香港多所知名高校的哲学系客座教授。2012年10月21日，劳思光在台北逝世，享年85岁。

劳思光（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

劳思光学贯中西，一生著述颇丰，在文、史、哲学、金石考证等方面皆有论述，有30余部作品出版，其中《新编中国哲学史》是其一生中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出版后被港台两地大专院校采用为指定教材。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国英教授尊称劳思光是当代中国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义的哲学家。

人物生平

劳思光原名劳荣玮，出身于翰林世家，其高祖和祖父都曾是清朝的高级官员，其父曾入同盟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

1946年，劳荣玮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三年后，劳荣玮从北大毕业，转赴台湾大学哲学院继续学习，并于1952年毕业。在台大读书的第二年，1950年，劳荣玮用笔名“思光”发表了《从文化史上看国家价值》一文，自此以后，劳荣玮正式更名为“劳思光”。

1955年，因办报论政，不容于台湾政府的戒严要求，劳思光遂离台赴港，并受聘于香港珠海书院讲师一职。1963年，香港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劳思光参与了其中的课程重组工作，并于次年负责崇基学院宗哲系工作，包括课程设计、课程改革、教材编写等，先后任哲学系讲师、高级讲师及教授等职务。1966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香港首所研究院，劳思光担任研究院哲学学部主任一职。期间，劳思光曾三次赴美，去到哈佛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进行访学研究活动。1982年，工劳思光与友人筹组香港前景研究社，并任主席一职，积极参与关于香港九七回归中国的讨论。1985年，劳思光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之后20年的时间里，劳思光离休不离职，继续治学，并同时担任高级研究员、港台重要高校的高级导师和客座教授等职。

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解除“戒严令”之后，劳思光决定重返台湾，最终于2001年回到台湾定居。2012年10月21日，劳思光在台北逝世，享年85岁。

劳思光（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

主要思想

哲学生涯

劳思光将他个人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1958年以前的劳思光关心中国现实的政治情势与历史文化发展，探究中西哲学思想潮流，勤于著述立说并撰写时文政论。这一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有浓厚的黑格尔色彩，主张采取“主体性”的思想架构，作为诠释儒学的心性之学与道德修养论以及评论中西文体问题的理论模型，以寻求中国哲学中如儒学内容与西方哲学的对接，以此来阐释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与可能的方向。但黑格尔的“绝对思想”概念和“辩证法”的方法论与存有论体系，并不为劳思光所青睐。

中期，1955年—1980年劳思光的思想主轴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系统阐释”与“西方现代及当代哲学思想的清理”。他开始认识到黑格尔的“主体性”与“外在化”的文化哲学理论模型只能解释单一的文化现象，不能在时代变革中引导中国文化找到出路，因此在之后治学中转向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双重指导思维，开始引进了帕森斯模型来弥补黑格尔模式的不足。

晚期，1980年以后的劳思光总结整理自己在文化哲学方面的思考理论，努力用文化哲学给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世界哲学指引一个文化出路，这一时期时期他的思想主轴在于直接面对哲学与文化危机，致力于文化哲学的理论建构，提出了“结构与历程”、“创生与模拟”两对理论区分，并以“批判意识”与“建设意识”两种文化意识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转型的发展过程。

文化哲学思想

1840年以后，在尖锐冲突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面临衰微的危机，中国文化被迫转型，必须通过文化的改造来重塑形象，这个过程被劳思光称为“文化变形”。中国文化的变形过程，可以归纳为两种思考模式：拾取式和代换式。前者是在保存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别人的长处，是一种低层次的文化变形，所能发挥的效用也非常有限；后者是用西方思想完全替代中国的新旧文化。但新文化运动实践证明，这两种模式在中国是不可行的，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反而陷入一个所谓的‘双重边缘化’困境。因此，为了清理文化变型的问题，劳思光提出了两对理论区分的概念：第一对是“结构与历程”，第二对是“创生与模拟”。

在“结构与历程”中，结构分析对应于已经存在的、稳定的文化系统；历程分析则强调文化流变的动能过程。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劳思光剖析了正当清末中西方相遇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思想层面上有转化的意识与克服的要求，而社会运作及结构层面则表现为君主制度、小农经济与家族宾体。相较之下，西方现代文化的理念特性则是服膺工具理性与效率观念、重视规则德性甚于品质德性、肯定个体观念与自由观念、强调文明与福利社会；其制度方面的特性则是消积的政府功能、自由经济与社会组织的多元化。笼统地说，当西方文化的冲击来临时，中国正处于国力衰弱的时候，思想方面陷入了封闭的困境，而在社会运作与结构上则有定型与僵化的问题。

针对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即是劳思光的第二对理论概念：创生与模拟。创生着重于结构，模拟着重于历程。劳思光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变型，不需要重复西方文化的创生过程，也不需要从价值观念作根本性的改造。中国需要的是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模拟，模拟得越深，文化内部自然会发生相应的调整，这才是文化变型的可行之路。

此外，劳思光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路向，提出了三点建议：中国的前途必须在一世界的配景底下加以衡定；应该清楚掌握学习与创发的分际，即吸引外来文化后，从内部调整结构，有所创发；必须承认经验世界的自然限制。

哲学史观

劳思光的哲学史观强调“史”和“哲学”的统一，不仅要叙述事实，而且要解释理论。劳思光认为，一部哲学史，虽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学’。当一位学人写哲学史的时候，不仅要叙述事实而且要解释理论。叙述事实是史学的工作，解释理论则必须有确定的理论基础与解析方法。而这种基础与方法就是写哲学史的必要条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写出来的可能是“史”，但不能算“哲学”。

劳思光认为哲学史的主要任务原在于展示以往的哲学思想。作为阐述对象的思想，是已存在过的，阐述这些思想的哲学史，自然是要叙述事实。但哲学史也有其基本特点：哲学史不但要叙述各个哲学家的言论及思想，而且要看各家言论思想的关系，这就涉及到哲学思想的发展问题；正因为哲学史要叙述哲学家的思想，就必然需要对各家理论进行解剖，才能得到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深切解悟，才能对哲学理论有明确掌握。总结出来，哲学史不仅要把握历史上哲学思想的发展，还要解剖历史上的哲学理论，更要对哲学问题和哲学理论本身有深切的体悟以及明确的把握。

劳思光还分析了哲学史的功能，以及提出了对书写哲学史的条件。他认为哲学史的功能，在于描述人类智能的发展，包括内在的心灵境界和外在的文化成果。所以在书写哲学史时，首先要事实记述的真实性，必须尽量密合原著而不失真。其次是强调理论阐述的系统性，对前人的思想理论，必须将理论的建构脉络明确地表现出来。再次是哲学史要统观人类心灵的发展、智能的成长，必须要有一贯的判断原则、一定的理论设准，以使所做的判断表现一定的识见、一定的尺度。

除哲学史的功能、要义及标准外，劳思光还强调理论设准对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劳思光认为，理论设准“表示一种整理问题之方法”，“作为整理陈述之原则”，其意义在于“澄清问题，使陈述对象明晰显出其特性”。劳思光所设立的主体性理论设准括“人”“自我”“价值”等问题。

基源问题研究法

“基源问题研究法”是劳思光在整理哲学史时、所提出的并且颇具特色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在劳思光看来，书写哲学史需要一个统一的理论设准，一贯的判断原则，因此，在对比了系统研究法、发生研究法、解析研究法、基源问题研究法后，劳思光认为基源问题研究法可以更好地满足哲学史事实记述的真实性、理论阐述的系统性、判断原则的一贯性的特征。

所谓“基源问题研究法”，是以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为始点，以史学考证工作为助力，以统摄个别哲学活动于一定设准之下为归宿。运用基源问题研究法时，要以理论还原、史学考证、设准为首要前提，之后才有哲学史的还原与重建以及最后的整体的论断。

基源问题研究法在使用时大致分为三步：

首先，确定基源问题。劳思光认为一切个人或学派的总脉络，在根本上都是对某一个问题的回答，有问题才有与其对应的理论出现，而这个问题就是基源问题，找到基源问题，就可以掌握一部分的理论总脉络。基源问题是通过在材料中反复反溯得到的，这一过程就是理论还原。

第二步，展示相关理论。展示的过程其实是对基源问题所衍生的问题不断进行探索的过程，每一个回答都将形成最终理论的一部分，最后一层层的理论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整体。

最后，建立一套可以进行全面判断的设准，以保证判断原则的一贯性。劳思光的设准包括价值根源之设准、自我境界之划分的设准、价值自觉之二形的设准和世界意义之设准。价值根源的设准就是对价值根源的可能归宿的列举，或归于绝对主体、或归于形上意义的自然，或归于经验意义的形躯我；自我境界之划分的设准是以自我的三种状态，认知我、德性我、情意我为标准；价值自觉之二形的设准是以两种形态的价值自觉，超越内在之主宰、超越外在之主宰为标准；世界意义之设准是指对世界的态度，或肯定或否定。

劳思光（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

学术著作

影响

劳思光清理了中国哲学史的脉络，指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性在儒学的重德精神，进一步指认了儒学理论的重要性和研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劳思光哲学思想通过对文化外在困境和内在危机的批判研究拓宽了全方位对社会学和哲学的研究领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学术界的思想家与哲学家。

在文化哲学方面，劳思光不仅对文化理念的范畴进行系统诠释，拓宽了文化哲学研究视域，而且提出了双重结构文化观的理论模式，对现代文化危机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主张。他通过对文化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哲学进行全方位考察，促成了中国哲学在现代的再发展和在世界哲学与文化中彰显出应有的价值与地位。

劳思光的“基源问题研究法”对哲学史的史学方法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内涵了哲学研究的其他方法，优势整合，为中国哲学史的诠释理论开辟了新的道路、贡献了新角度，体现了各诠释体系综合发展的趋势，是符合现代学术研究的开放性要求的。此外，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肯定了宗教信仰在原始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也体现了劳思光改变了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宗教学的态度，并为哲学及宗教学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但基源法做为哲学创新的方法，在自身及运用上仍存在一定的弊端。从基源法自身来看，引入的标准是相对的，并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观标准；缺乏逻辑互补。从劳思光运用基源问题研究法来看，他是以儒家心性论为主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者陈世锋认为，劳思光以儒家为主线，运用的合理性也有值得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