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佳·穆彰阿（1782年—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别号云浆山人，满洲镶蓝旗人，清朝大臣。
嘉庆十年（1805年），穆彰阿考中进士。之后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等官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初，任职刑部侍郎期间，积案甚多，遭贬斥。之后，官复侍郎，先后在兵部、刑部、工部任职。道光年间，历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漕运总督、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等职。他担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善于揣摩上意，深受宠信。鸦片战争期间，穆彰阿主张议和，诬陷林则徐等主战派，并主持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咸丰帝继位后，重新起用林则徐，穆彰阿予以阻挠，因此被咸丰帝革职，永不任用。咸丰六年（1856年），穆彰阿病逝。
《清史稿》认为穆彰阿担任军机大臣20多年，善于揣摩皇帝用意，深受宠信，是道光帝最信任的宰相之一。
郭佳·穆彰阿，字子朴。出身满洲镶蓝旗，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北京出生。父亲郭佳·广泰，官至内阁学士。
穆彰阿自幼潜心读书，于嘉庆十年（1805年）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此后，历任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浙江乡试副考官、侍读官职。嘉庆十七年（1812年），穆彰阿在大考中取得二等名次，升任詹事府少詹事，两年后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嘉庆二十年（1815年），穆彰阿先署理藩院右侍郎，后任刑部侍郎，奉命协助编纂《石渠宝笈》续编。同年十二月，刑部同时上呈20多件需要嘉庆帝批示的文件，遭到嘉庆帝斥责，他认为刑部积压案件，是穆彰阿为官懈怠。便将穆彰阿降为三品京堂候补，后补为光禄寺卿。不久他又复官至侍郎，先后在兵部、刑部、工部任职，并调任左翼总兵、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穆彰阿奉命偕兵部尚书额勒德特氏·和瑛前往直隶保定（今河北保定），审理僧人证法妒奸谋杀的案件，经过一番查访后，依律法将其定罪。
道光元年( 1821年)，道光帝登基，分赏群臣，赏穆彰阿戴花翎，升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因完成了嘉庆皇帝下葬昌陵的礼仪，再加三级。同年七月，被调到户部担任右侍郎，负责管理钱法堂的事务。同时统领右翼前锋军，进行对国库的稽查。次年正月，穆彰阿负责管理会同四译馆的事务。不久，因之前任职工部侍郎期间监管不善，导致员工法克精等人犯下贪污、销账等罪行，遭到降三级职务的处置，但保留职位。因没能处理好户部仓场办理的事宜，再降二级职务，仍保留职位。随后在新年元旦时，被免去这两项处罚。
从道光二年( 1822年)开始，穆彰阿多次主持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这年六月，他先是担任江南乡试正考官，次年三月，任会试副考官，随后升任左侍郎。由于蒙古地区发生了土地加租案，穆彰阿受命与左都御史松筠一同前往热河调查，并对此案进行审讯和处置，将此案中失职的热河都统章佳·庆保移交相关部门处置。之后，受命管理上驷院事务，于九月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道光四年( 1824年)，穆彰阿升任理藩院尚书，同时署任左都御史和镶江旗汉军都统，还负责了宝华峪万年吉地工程，在十二月兼任镶红旗蒙古都统。清朝由于定都北方，每年都需从南方调来粮食，因此漕运便十分重要。道光五年(1825年)六月，道光帝命穆彰阿署漕运总督，他力克困难，成功将漕运路线疏通，方便了粮食运输。不久漕运再出问题，穆彰阿仍受命前去治理。十一月，他的父亲去世，道光帝还赏赐三百两白银，特赐他可在紫禁城骑马。
道光六年(1826年)，穆彰阿调任工部尚书，期间会同大学士蒋攸铝查勘河运。由于运河多年无人整修，导致水流不畅，不利于船只往来运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穆彰阿亲自前往天津监督河运、海运的漕粮，得到道光帝的嘉奖，晋升为工部尚书。次年正月，兼任步兵统领，由于南河工程处理失误，前往江南检查关孟两滩新河、旧河的情况，并实地勘察高堰一带。随后上报请示惩处南河工程中处理失误的官员，并责令两江总督琦善等人补救，获得批准。回京后，穆彰阿进入军机处，学习行政事务。随后调任镶白旗汉军都统，充崇文门监督。他还上陈《海运章程》八条，经过官员讨论后，得到执行。接手督修宝华峪工程，使孝穆成皇后的奉安礼圆满完成，被部门表彰。道光八年(1828年)，穆彰阿擒获了在新疆叛乱的张格尔，受封太子少保、军机大臣，于南书房值班。同年八月，受命送「玉牒」至盛京，并开始安排次年东巡祭祖事宜。之后，宝华峪地宫漏水，穆彰阿因在接手时没能提出解决方案，险遭免职，但由于其在职仅一年，改为免职留任，并安排赔偿工程损失的银两。次年三月，穆彰阿被任命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兼任经筵日讲起居注官。祭祖事宜完成后，再升两级。道光十年（1830年），晋升为镶黄旗汉军都统，之后兼任两个步军统领职位，再升任兵部尚书。同年十月，因户部假照案被降四级但仍保留在职，于次年上元节被允许复职，处分一同被取消。
道光十一年(1831年)，穆彰阿接手万年吉地工程，将其改名为龙泉峪，并下令建造规模要因地制宜，以简单节俭为主。 之后，被署任正白旗满洲都统，再调任兵部尚书、镶白旗满洲都统，十二月，再调任工部尚书。次年九月，江南桃源厅发生百姓陈端偷盗官方堤坝之事，导致龙窝汛十三堡河水溢出。穆彰阿受任前往调查，虽没能抓获首要分子，但对桃源厅的相关负责人员进行了审讯，并采取了处罚措施。十月，御史瞿溶上报湖北巡抚杨泽曾十项罪状，穆彰阿被任命为内大臣，并前往湖北调查。当时，瞿溶是根据一名已经革职的知县左章昺所写的举报信上报弹劾。穆彰阿便对左章昺展开了审讯，但左章昺否认了举报信是他所写，还要求为他澄清。湖广总督讷尔经额通过对比瞿溶得到的信件，以及左章昺往日的书件核对，发现字迹并不符合，因此确认举报信不属于左章昺所撰写。同时，湖北孝感、黄陂等地区抢劫案频发，以及江、汉修建堤坝工程进度滞后，穆彰阿再受命前往调查。经过调查核实，荆州的堤坝工程于腊月修复完成，孝感、黄陂等县的匪徒也多被逮捕，相关的询问和办案都取得结果。穆彰阿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正月终于返回京城。之后又接到命令，调查确认各州、县是否有将丰收年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以供歉收时使用、或弥补亏空欠款的情况，查明实情后穆彰阿据实上报，还查出银库郎中奎秀等人的贪污案。五月，穆彰阿调任户部尚书，次年获任为阅兵大臣，之后担任顺天乡试的正考官、吏部尚书之职，并兼任工部尚书。
道光十五年(1835年)，穆彰阿担任文渊阁领阁事，以及会试正考官。九月，因承办的龙泉峪工程完成，获赏用紫缰并赐太子太保衔。因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奉安礼完成，再加一级。次年正月，担任上书房总师傅、国史馆总裁，充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并署吏部尚书，直接对道光帝下达的谕旨负责，管工部事务期间因武英殿的殿版图书失窃遭到道光帝斥责。九月，因迅速扑灭圆明园火灾，未造成严重后果，加一级。随后穆彰阿被命令在南书房行走，再署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并调任镶黄旗满洲都统。道光十七年(1837年)，穆彰阿受命任职直隶总督，兼任玉牒馆督催总裁、崇文门监督。次年三月担任会试正考官，随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于十一月受任管理三库事务。
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穆彰阿被署任镶白旗满洲都统。六月，穆彰阿与军机大臣大学士潘世恩针对军需繁重的情况提出建议，认为军需不该长期依赖民间资金，不如借用公款投资商业或收租，将所获利息用于军需，有剩余的银钱还可以存入国库，用以偿还原本借用的公款，此举得到批准。次年正月，穆彰阿受命管理理藩院事务、被署任正黄旗满洲都统。穆彰阿六十寿辰时，道光帝还亲笔手书写着「寿寓延祺」的匾额，以及「表率群僚资弼亮，赞襄同德界康疆」的对联，作为生辰贺礼赏赐给穆彰阿。
林则徐的禁烟政策遭到英国不满，英国借机发动武装进犯沿海，还指责是林则徐挑起的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军进犯福建、浙江，一路直抵天津海口，道光帝急派直隶总督博尔济吉特·琦善前往天津同英国在天津大沽口谈判。穆彰阿本就反对禁止鸦片，他趁机进言林则徐的不是，表示林则徐曾隐瞒英国国王的来信，还说林则徐曾答应外国人出钱购买鸦片，又改为没收，才引起外国人不满。还表示，与其旷日持久的对战，不如投降求和。在英军炮口的持续轰炸下，以及穆彰阿的进言下，道光帝最终采取了妥协和议的策略。主战的林则徐被查办，穆彰阿的同党两江总督伊里布与英国先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朝廷还宣布开放烟禁。但英国并不满足，在条约中提出了更多无理要求，谈判破裂。道光帝遂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向英国宣战，但清军难以抵挡，厦门、宁波接连失陷。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穆彰阿奉命前往天津筹办防堵事宜，他趁机再提议和，道光帝遂诏令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南下广州议和。英军继续北进，乍浦、上海、镇江先后沦陷，直抵南京时，穆彰阿作为领班军机大臣，批准了在南京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两年，耆英再与英、美、法三国签约，清廷也听从穆彰阿的意见一一批准。之后，穆彰阿认为重用林则徐会阻碍他的仕途，还多次阻挠道光帝对其重用，称他身体柔弱，不堪录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户部的颜料库冒领案，穆彰阿犯下失察之罪，降职三级留任。随后，又因户部银库的赤字案被免职，仍留任，被罚赔偿银两，直到次年将银两全数缴清，穆彰阿才得以恢复原职。之后，两江总督耆英上奏请求开放关税，并提出整顿税务的建议，以及关于义大利的通商条款，都得到了穆彰阿的允准。次年二月，穆彰阿兼任步兵统领和正白旗满洲都统。之后，翰林院编修李汝峤因涉及职务侵权受到审查，穆彰阿曾保举他进入直上书房，因保举不慎被降职留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三月，穆彰阿担任会试的正考官，随后任职为崇文门监督。次年随道光帝围猎，受赏黄马褂。之后，翰林院编修童福承行为不当，穆彰阿再因保举不力，被降职，但仍留任。
穆彰阿为官期间，多次主持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会试中的复试、殿试、朝考也由他负责评选文章。而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后的官职升迁，也由穆彰阿负责，他还同时兼任编纂国史、玉牒、实录等史料的总裁官。这些官职使得穆彰阿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许多知名之士都受过他的引荐，晚清著名大臣曾国藩也是他的门生，时人称其与其追随者为「穆党」。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继位。穆彰阿无法揣摩咸丰帝心意，便在咸丰帝对其询问国事时，或是缄口不言，或是不给与准确答复。在咸丰帝想要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时，穆彰阿再次予以阻挠，但没能成功。咸丰帝尚为皇子时，便对其固宠行为不满，知晓此事后，指责他为了保住权位，妨碍贤臣，下令将其革职，永不任用。
咸丰三年（1853年），穆彰阿捐纳钱物以补充军饷，被赐予五品顶戴。咸丰六年（1856年），穆彰阿病逝，终年七十五岁，撰有《澄怀书屋诗草》四卷。
《清史稿》评价：道光帝重用穆彰阿，采取议和政策，逐渐造成外患难平，清朝的安危，关键在于这里。
咸丰帝罢黜穆彰阿时评价：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多朝的知遇之恩，却为了保住官位荣华，阻碍贤臣，危害国家。擅于揣摩逢迎，拉拢私党，排除异已，为国尽忠的臣子因不依附于他，而遭到陷害。耆英等无耻之人，他尽全力保举。这样固宠窃权的事情，他做了太多。
清末举人、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在《汪悔翁乙丙日记》中评论穆彰阿：穆彰阿在位20年，既爱才，又不大贪，只是性格奸诈谄媚，擅于窥测上意，把道光的心理揣摩得透亮，进而蒙蔽欺骗君主，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现代学者袁灿兴著《军机处二百年》评价：穆彰阿是谨慎小心，内敛保守的人物。他和道光帝应对危局的方式就是拖延，尽力在大的政局上，生不出大的错误，希望假以时日，能够走出低谷。
现代作者伯钧，世博著论文《论穆彰阿》评价：穆彰阿的权势不仅在中央，地方政府对其更是俯首帖耳。他是清朝道光以来为数不多的权相之一，他之所以拥有如此大的权势，一方面是受到道光的宠信，另一方面是他善于玩弄权术。穆彰阿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卖国奸相的鼻祖。
现代学者刘德鸿在查阅相关资料后，认为穆彰阿可能不存在反对禁鸦的举动。《明清史料》曾明确记载，穆彰阿完全同意严厉查处鸦片，并对其治罪。刘德鸿还认为穆彰阿未必清廉，但绝不是贪财之人。晚清学者崇彝查阅事实后，在其著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穆彰阿为人清廉，他的车、马、衣服，比不上同治、道光年间其他权臣的一半。他虽然多次掌管科举会试，但他的家族子弟中，没有人到达四品官职。《清文宗实录》中记载道光帝勤理国事，他的亲信大臣若是对其有所忤逆，便会遭到处死。刘德鸿认为穆彰阿没有揣测圣意，任意所为的条件。而说穆彰阿是投降派的代表人物，道光帝是听从他的意见，才决定投降，亦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明清史料》还记载穆彰阿还曾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积极支持天津海防，加强防守。刘德鸿还根据《南京条约》签订前后，穆彰阿与伊里布、耆英、怡良等投降派的言行加以对照，发现其中存在较大差异，认为将穆彰阿定为投降派首领并不合适。
曾国藩参加会试时，主考官便是穆彰阿，他借此机会，常与穆彰阿往来，并以求学的借口向其请教，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又颇有几分才情，因此深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
历数清代权臣，鳌拜让人感觉飞扬跋扈，和珅属于贪腐无度。而一提起穆彰阿，士大夫们则咬牙切齿，恨不得冲在他眼前，指着他的鼻子痛骂他是「秦桧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