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于1948年完成创作的长篇小说。1948年9月由东北光华书店在哈尔滨发布了单行本，不久后该书被苏联的女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柳芭翻译成俄文出版，并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
故事发生在1946年的暖水屯村，暖水屯的基层干部和土改工作队成员们在发动群众参与斗争时，遇到了村内关系串联，恶霸隐匿私财等重重阻碍。为了鼓动革命热情，工作组先是从统制果园下手，又走访百姓搞诉苦运动，使工作取得了短暂性的胜利。到了斗争村内最大恶霸钱文贵时，工作组的意见迟迟达不到统一，最后是在县委宣传部长章品的指导下，干部们对过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让钱文贵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小说刻画了钱文贵、江世荣，侯忠全、李子俊等一系列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了农村关系社会的复杂性。通过对人物心理细致入微的描写，反映出了农村各阶层人们面对土改运动的精神面貌。
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的代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在为丁玲带来荣誉的同时，也让其陷入了争议的旋涡。作为左翼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丁玲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诟病缺少现实性和批判性。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界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价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带有自由和革命气息的延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然而他们的到来，也让解放区文学乱象丛生。为了更好地引导文人创作，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主持开展了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确定了文艺作品要为工农兵服务的主旨，认为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中，了解干部和群众的语言和生活，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大众。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另外，关于文艺的批评方法，则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座谈会后，文艺界掀起了学习《讲话》精神的热潮。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对自己以往的创作进行了反思，并且开始深入根据地了解群众，以求创作出符合新时代标准的文艺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丁玲的创作也开始出现了大量工农兵元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区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共中央于1946年发布了「五四指示」，将原来的减租减息政策改正为没收地主土地，位于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流域也迎来了新变革。桑干河因为每年桑葚成熟时会干涸而得名。它源于山西省的管涔山，经华北平原三百六十多千米，入河北省西部的水库。千百年来桑干河滋养了两岸的土地，也见证了劳动人民的辛酸苦累。丁玲作为晋察冀土改工作队的成员，在桑干河两岸的怀来和涿鹿县参加了两个月的工作。因为参与了涿鹿县温泉屯土改的全过程，丁玲对基层斗争有了更深的了解。结束这里的工作后，丁玲便构思好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故事。
1946年11月初，丁玲在河北阜平县的一个山村里开始了写作。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后，丁玲暂停写作参加了华北联大组织的土改队，担任获鹿县工作组长。她以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为基础，进一步修改、补充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6月，小说在河北正定县完稿，并于同年九月由东北光华书店初次出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现如今被评价为红色经典作品，但是它的出版过程却历经了坎坷。1947年5月，丁玲将第24章《果园》（后改题为果树园）交由《时代青年》刊发，这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书前唯一一次公开发表。1947年全书写至54章的时候，丁玲将誊抄本拿给周扬进行审阅。周扬没有与她直接交流意见，而是通过他人在会议上批评其小说有「地富」思想，给丁玲造成了很大打击。全书完稿之后，丁玲也曾试图争取高层领导人支持其出版，但仍然以失败而告终。直到1948年7月的一天，胡乔木等人在同毛泽东散步时提起了丁玲的小说，毛泽东对丁玲表示了赞赏并默许了其小说的出版。于是在胡乔木等人的支持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借着丁玲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大会的东风在东北光华书店出版。
1949年，苏联女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柳芭根据光华书店本翻译的俄文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分三次在苏联杂志《旗帜》上连载。俄文版全书则是由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在同时期出版，参选斯大林文学奖的便是俄文版。作为延安讲话后文学的代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1949年5月被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刊」。1950年经丁玲的修订，由新华书店作为「中国人民文艺丛刊」之一重新排印。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以后，人民文艺出版社于1952年首次发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截止到1954年，印数接近30万册。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因为文本有多达几千处的修改，被称为人文修改本。随着丁玲遭到批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被列入否定的作品中。直到1979年丁玲复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才重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除了补入了新写的《重印前言》以外，此版还设计了新的封面。1984年12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人们称其为「现代长篇本」。
1981年，由聂华苓的节译本选取了原作中第49章与第50章的内容，收入《百花文集》第二卷（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Vol.II:Poetry and Fiction）中，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节选内容详细介绍了农民群众与钱文贵斗争的过程。1984年，杨宪益夫妇译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英译本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暖水屯富农顾涌突然赶着亲家的胶皮大车回村，引起村里人议论纷纷。同村的钱文贵对此事很敏感，派儿媳回家打听后，知道顾涌是为了帮助亲家逃避土改没收财产。不久后土改工作组进村，在与村内党员干部开会讨论后，他们发现了暖水屯土改形势的复杂。虽然有一些地主已经在之前的清算中倒下，但是被群众公认是八大尖中第一尖的钱文贵，却靠着周密的计谋安然无恙。
在钱文贵的有意引导下，李子俊成了即将要被斗争的对象。村小学一位教师很同情地主们，特意找到李子俊通风报信。听到消息的李子俊忐忑不安，在被斗之前独自外出逃亡。当佃农们赶到李子俊家时，面对声如雨下，不惜下跪的李子俊妻子，原本要分地契的心纷纷被软化，这场针对李子俊的斗争以失败告终。得知此事之后，工作组的杨亮、胡立功和思想进步的村干部们展开了反省，又通过走访了解了农民的困难。决心用统制果园作为斗争的第一步，以此激励村民们的革命热情。不久后，村里11家地主的果园被统制。村民们受到鼓舞，自发去往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当甲长，借着剥削村民发了横财的江世荣家，历数江世荣的罪恶行径，最后以江世荣认罪宣告胜利。
对江世荣的斗争大大鼓舞了村民们的热情，很多人迫切希望能紧锣密鼓，对暖水屯的最大恶霸钱文贵开展革命。然而钱文贵有着非常复杂的身份，他的儿子进了八路军，自己拥有抗属的身份。他还通过联姻的方式，勾结了保安队队员张正典以及村内富农顾涌，能及时了解到村内工作的动向，给土改工作开展造成了很大阻碍。另外，土改工作组的组长文采空有学识，缺少真实的斗争经验。因为误将钱文贵的成分划成了中农，钱文贵的果园不在统制范围，这又激起了许多村民的怒火。
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在桑干河附近打过游击、擅长做群众工作的县委宣传部长章品来到了暖水屯。章品先是走访村民，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发挥力量。又开办党员干部大会，批评了土改工作中表现软弱的干部。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张裕民、程仁等干部纷纷展开了自我批评，会议还决定立即将钱文贵抓起来。钱文贵被抓后，他的妻子试图用地契和侄女贿赂农会主任程仁。而程仁此时已经因为党员干部大会而幡然悔悟，于是拒绝了为其提供帮助。钱文贵倒下以后，村民们翻身迎来了新生活。工作组的成员们则回到县上，汇报工作以后，继续投入到了其他地区的工作中。
张裕民是暖水屯党支部书记，也是暖水屯第一个党员。在旧社会时，张裕民有饮酒赌博的「流氓习气」，但是在接触了八路军以后，张裕民的思想进步了很多。作为暖水屯的党支部书记，张裕民在工作中始终拥护并坚定执行党的政策。不过，顽固的雇农思想在张裕民的身上仍然有体现。比如他虽然早就意识到了钱文贵的问题，也有意彻底铲除钱文贵。但是在右倾严重的土改组长文采的影响下，他的立场也一度被动摇。好在张裕民知错能改，坚持走群众路线，最终在完成土改任务的同时，也成长为了一个受群众拥护的优秀党员干部。
钱文贵是暖水屯「八大尖的第一尖」，也是暖水屯革命斗争最关键的对象。虽然钱文贵被定性为恶霸地主，但是作者笔下的他却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不仅有灵敏的政治嗅觉，擅长用计谋达成自己的目的。还提前部署计划，送儿子参加八路军，用抗属身份作为自己的盾牌。同时钱文贵又将女儿嫁给村干部，以便及时探听到土改工作的动向。假分家换来了安全的中农身份，让工作组和村民们面对他的问题时感到非常棘手。直到县委指派章品来暖水屯视察工作，鼓舞群众展开斗争后，钱文贵才彻底倒下，在众人面前低头认罪。
暖水屯农会主任，程仁出身贫寒，早年是地主钱文贵家的长工，与钱文贵的侄女黑妮两小无猜。成为农村干部后的程仁对待土改工作积极负责，但是因为与黑妮的感情，在处理有关钱文贵的问题时，程仁表现出了极大的软弱性。后来在党员会上，程仁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往行为无疑是对钱文贵的包庇，于是痛定思痛决心悔改。不仅拒绝了钱文贵妻子行贿的地契，还在斗争会场上勇敢揭发了钱文贵的问题。
暖水村治安队员，张正典原本有着贫苦的出身，但是在当了钱文贵的女婿以后，他的立场便发生了变化。在钱文贵的筹谋下，张正典借换地与十分憎恶钱文贵的刘满发生冲突，试图开除刘满的党籍。哪怕到了土改斗争的关键时期，张正典依然和钱文贵站在一起。借着身份为钱文贵通风报信，在抓捕钱文贵的时候意图动手脚，和农民阶级彻底对立了起来。作者通过描写张正典这种党员干部的形象，深刻揭示了土改工作的复杂。
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是来自东北的年轻知识分子，在延安经过短期的学习之后，就顺应革命工作的需求到了暖水屯领导土改工作。因为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文采身上带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特点，难以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工作。不过文采思想是进步的，对于土地改革运动一直抱有积极的态度。作品进入尾声时，文采也从工作中修正了自己的问题，和土改组另一成员杨亮再无分歧。
暖水屯村民。侯忠全是很有代表性的农民，他年轻时候曾经读过两年书，能够通过戏曲等文艺作品了解一些历史知识。但这有限的知识也让他奴性十分严重，在革命趋势愈演愈烈的时期，仍然缺乏反抗精神。在侯忠全看来，穷人当家作主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朱元璋那样穷人当了皇帝，最后百姓也是过著原本的日子。
黑妮五岁丧父，七岁时母亲改嫁。二伯父钱文贵见她生的漂亮，坚持将她留在自己家抚养。虽然钱文贵家里很富裕，但黑妮却被当做丫鬟使唤，长大以后更是成了钱文贵拉拢程仁的工具。黑妮苏虽然对程仁有好感，但是却不愿意为钱文贵的计谋所用。而当程仁因为她特殊的身份在感情上退缩时，黑妮表现出了大度的一面，并且坚信只要自己积极进步，总能求得群众对自己的理解。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描写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情况的小说。作家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历为素材，构思出了暖水屯的土改故事。小说以群众与恶霸地主钱文贵之间的斗争为主线，描写了暖水屯的农民从畏惧地主阶级，到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并解放思想的过程。作家在描摹现实的时候，没有刻意渲染政治斗争的波澜壮阔，而是沿着人们生活的脉络，揭开了在中国农村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关系和社会情况。通过刻画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干部和群众，将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也呈现了出来。比如小说中最大的反派钱文贵，将自己包装成抗属，又通过联姻的方式和村干部、富裕村民相互勾连。富裕中农顾涌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地主和富农，儿子却娶了贫农的女儿。这种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是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作者既关注两个阶级的交锋，又关注斗争中的每一个人，通过描述他们的政治经济联系和生活伦理关系，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
在《桑干河》短短二十余万字的篇幅中，丁玲刻画了五十个人物，重要角色有三十几个。丰富的形象刻画，真实反映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丁玲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又促使她在刻画地主这类反派角色的时候，没有像同类题材那样脸谱化。比如暖水屯地主李子俊，虽然是个赌徒、大烟鬼，却在生活中也遭受倾轧。他的妻子不仅与农民阶级势不两立，也会咒骂大地主钱文贵，侧面反映出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
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丁玲使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根据每个人物的不同个性，挖掘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轨迹，生动地再现出了人们在现实社会斗争中的反应。而这些内心反应，又能展现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描写不同的人物时，作者采用的艺术手法还存在着差异。比如在刻画李宝棠这个从封建势力下苏醒过来的农民时，作者主要用到了纵向对比和间接心理描写。而塑造李子俊女人这一形象时，则是用了横向剖析和直接心理描写。这种对人物灵魂进行剖析的写作手法，可以更好地折射出现实生活的面貌。
《桑干河》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也很具有特色，比如果树园的段落中，作者运用了色彩、声音、气味描写，将果园昳丽动人的自然风光凸显了出来。在描写自然美的同时，丁玲还着重写了人在自然中的感受，让读者看了能产生丰富的联想。另外，这种生机勃勃的自然画面，也映衬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
从小说的结构看，丁玲的布局十分严谨。先是从富裕中农顾涌赶着亲家的胶轮大车回村讲起，紧接着描写不同人听到土改消息的反应。在主线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作者时不时添加的人物小传，让小说变得更加完整起来。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顾涌的亲家胡泰来到暖水屯劝顾涌主动献地的描写，和小说开头形成了巧妙的呼应。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七十多年间，和作者一起经历了许多坎坷和磨难。文艺界对该书的评价，也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从出版到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评论者大都肯定其是「一部成功反映了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作品」。
1950年，陈涌在肯定小说总体的同时，对文本的人物塑造、艺术形式和语言表现提出了批评。认为「丁玲还没有把握到群众语言的精神和实质，从整个来说不是群众的语言。」1952年冯雪峰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评论则和陈涌的意见不尽相同，他认为:「在小说艺术表现方式上，作者已经达到了高强地步的艺术表现手腕。」
从1957年反右斗争到70年代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处于被否定的阶段。持否定论者认为「作者是用一个剥削阶级的眼光看土改」，「对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民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观点」。1957年竹可羽、王燎荧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评论文章，他们认为:「作为一部描写中国土改斗争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有独特成就的，但主要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1979年丁玲复出后，文学界对其作品的评价又发生了变化。这时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特点是，推翻之前强赋在这个作品上的政治评判，恢复肯定阶段实事求是的结论。赵园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确实提供了一些独特性的内容，丁玲笔下的暖水屯不是根据标准式样设置的，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丁玲对阶级关系的反映和运动过程的描写，使小说较之那种图解政策的作品具有更充分的现实性和典型意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对该作的评论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是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丁玲过去的作品相比过于概念化。二是在塑造人物时，丁玲从人物的阶级属性出发，使得小说中许多人物缺少个性。三是认为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立场、观点、情感转变令人惋惜。严家炎认为:「丁玲这一时期并没有丧失思想活力，仍然保有作品惯有的大气和锋芒」。他还称赞了丁玲从实际生活出发，以直面问题的方式安置边缘人物的勇气。
从《太阳现在桑干河上》所经历的评价，我们不难发现这部作品和作者身上浓缩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和艺术，因而才能成为一个言说不尽的文学话题
《太阳现在桑干河上》出版后便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1949年被翻译成俄文在《旗帜》杂志上发表。1951年，坂井德三和三好一早将其翻译成了日文出版，引发了一大批日本青年对中国文学和丁玲的兴趣。1984年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英文全译本由外文出版社发行。除英文、俄文、日文译本以外，该书还被翻译成十几种民族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度科学和文学艺术斯大林奖金，3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丁玲的获奖谈话。6月8日，丁玲将其所得5万元奖金全部捐赠给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儿童福利委员会。
2022年5月，该小说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
1955年，由摩夫改编、董洪元绘画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连环画版正式出版。和小说相比，连环画更侧重于主线故事的描写，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不够细致入微。但是这种将文学语言改编成图像叙事的做法，也让故事情节变得更加简约连贯，更有利于读者把握故事的发生和发展。2022年1月，由涿鹿新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作编排的现代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涿鹿县上演。
20世纪50年代，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事，在学界曾经存在过争议。很多人怀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奖是中宣部力荐的结果。直到1962年，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周扬澄清:当时中宣部推荐的并非该作品，是苏联方面主动提出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进入候选。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地主侄女黑妮这一人物曾被批评是「地富思想」的残余，丁玲最初听到这类批评的声音是在小说的创作阶段，于是她放下笔重新去土改实践中学习，并对黑妮的设定进行了适当修改。关于为什么没有对黑妮这一人物按照阶级身份进行丑化，丁玲后来曾进行过这样的说明：「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目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我想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里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受的折磨是别人无法知道的。马上我的情感就赋予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应该是有别于地主的。」20世纪80年代，黑妮又被看作「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现，进入21世纪后，研究者们更是高度赞扬了丁玲借黑妮维护「主体性」的创作态度。